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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3页）

1933年春，当局还未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形势下，张恨水根据在东北军当过连长的学生提供的真实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杨柳青青》（又名《东北四连长》），“给大人先生一点讽刺”（《写作生涯回忆》）。又在创作《啼笑因缘续集》时，让主人公关寿峰、关秀姑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成为杀日寇而捐躯的英雄。

1934年春，张恨水还曾带一工友到陕、甘地区考察。走了二十多个县，目睹西北地区民众生活艰难的种种惨状，归北平后，创作了《燕归业》《小西天》等作品，尽力对社会上层黑暗、民生疾苦及社会多种矛盾进行揭示。

1935年，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两部书并一封信，找到张恨水。请他“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见信后，留下土肥原贤二交上的两本书，而取一本宣传抗日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了“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交给来者。来者见题字，大骇，忙劝之，万不可开罪土肥原贤二，不然先生及家人将遭杀身之祸。张面带微笑，从容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雅量，即有任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来人悻悻持书而退。

土肥原贤二拿到书，见题签勃然大怒，但表面却强装出大度之态。过两日，赞其书曰：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为土肥原贤二题签之事，是否有演绎成分，不可考。但考张恨水之为人、性格，乃可采信也。君可读张恨水之《人·旗》《隔夜小评》两小文，便应信其真：

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人·旗》）

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隔夜小评》）

以张恨水之秉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出戏弄土肥原贤二的妙剧，给沉闷的北平添些热闹，长长国人神气，好啊！

张恨水如此积极宣传抗日，心狠手辣的土肥原贤二怎能放过？他曾向北平的张学良正式提出抗议，并将张恨水列入黑名单，特高课随时可动手除之而后快。

1935年，秋风萧瑟中，在友人的劝说下，张恨水被迫暂时告别北平，到南京去。张恨水有诗记此事：

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从诗中可以读出，张恨水离别给他带来太多荣誉的第二故乡北平时，那深深的眷恋之情。

1936年夏，张恨水又推出《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新书，在他和报人张友鸾合办的《南京人报》上连载。两书要么意在提醒世人不忘日寇侵略之威胁，要么告诉人们加强民族意识。短短几年，张恨水发表许多表现中国抗日的相关作品，兑现了自己在《弯弓集》自序中的“唤醒国人”的一介书生的庄严承诺。

“半是儒家半释家”

——《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1933年4月，北平城风沙正烈。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昏黑的年头”。此年年初，胡愈之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刊《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梦想”的“征梦”活动。胡愈之在“征梦信”开头这样写道：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学者，在《东方杂志》上诉说了二百五十个“梦想”。确为此数，非在此调笑。

鲁迅先生自然不参与“做梦”，他在《听说梦》中说：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果然不幸言中，让这么多名流学者集体“做梦”，终究惹出麻烦。在各方高压之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离他元旦写征稿信过了三个月。最先破梦的，不幸竟是提倡“做梦”的人自己。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