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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潮义正词严地道:“作为最了解石原知事的代言人,我想,首先要替石原知事向被他侮辱的文学道歉。
石原知事和我一样,都是以文学家的面目出道,但是在24岁那年,他用《太阳的季节》拿到芥川奖之后,就走上了一条与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道路——
文学是什么?文学可以伟大、可以鄙琐,可以神圣、可以卑污,可以宏大、可以细碎,可以崇高、可以渺小,可以是一代人的凝望与回声,也可以是一个人的绝望与彷徨……
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真诚!
24岁的石原在他的里刻画了「太阳族」的迷惘、失落、痛苦、无助,虽然充斥着暴力与性,但也算给日本的文学史留下经典的形象。
可很快,石原知事就发现了藏在文字之中的魔鬼——它可以操弄人心,可以攫取权力,可以实现野心……
然后他就这么去做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世界文学正在失去东京」。
想想看吧,当年这些信仰他的年轻人们长大了,却发现自己在石原知事的宏大叙事里是‘不能生育的罪人’,是‘啃食老人的废物’,是‘被阉割的狗’。
石原知事当然觉得有资格这么说——他不仅有四个孩子,甚至还和一位东京银座的高级陪酒女郎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不仅没有‘啃食老人’,反过来让自己的儿子从政,让他年轻轻轻就当上了议员,想必今后也会参选东京都知事吧;
他确实没有‘被阉割’,早早地侧身政坛,甚至成为政客里的财阀,用那些过激的政见来表演勃起。
可他治理下的东京,却不断削减属于年轻人、属于未来一代的福利,把他们抛到网吧的隔间、胶囊旅馆和50年代的団地公寓里。
而他呢?正和那些他曾经在作品里痛恨、批判的‘大人物们’,坐在法国餐厅里,一起喝着像血一样红的葡萄酒,吃着血淋淋的三分熟牛排。
把《斯巴达教育》当成男性成长指南的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才是阉割整个民族的宣言书;
那些被《日本可以说不》激发的虚假热血,不过是政客在美国驻军阴影下的意淫高潮。这种把民族创伤变成政治春药的写作,让每个字符都散发着神社香火钱的铜臭。
这种对读者的戏弄、背叛,就是石原知事对文学犯下的第一宗罪。”
张潮严肃地环视了一遍记者,他身材本来就高大,又坐在象征领导权威的上首位,所以目光的压迫感十足,记者们大气都不敢喘息,只能听他用严肃的语调继续道:
“他对文学犯下罪的还不止这一宗——文学,是历史某个瞬间的缩影;而历史,则是映照一切现实的镜子。
你可以正视它,也可以回避它,甚至可以试图砸碎它,但你永远无法摆脱它。历史叙事是所有文学叙事中最庄严的一种,因为它的参照物太丰富,也太厚重了。
但石原知事却一直以轻佻、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叙事——他支持的电影《吾为君亡》里将神风队描绘成樱花殉道的诗人,他在《挑战》中将大屠杀美化成‘必要的惩戒’……
我知道,石原知事的青少年时代,接受过旧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那样的教育,到底给日本、给亚洲、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历史就在那里,无需我重复言说。
无法正视并反思自己青少年时代接受的错误教育,并且试图将这些破损的精神烙印加诸在新一代的脑子里,是一种深层次的软弱。
他就像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不仅不接受治疗,还要走到街上对着每一个路人大喷口水。
文学,成了他传播‘思想瘟疫’的媒介,他的所作所为让侵华生化部队的活体实验报告都显得像田园牧歌。
这种对历史叙事的亵渎和利用文学污染精神的行为,是他犯下的第二宗罪。”
张潮的声音不大,却像冰块一样冰冷:“所以,我必须代替石原知事向文学的未来道歉。
当他在东京都厅用教育预算豢养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当他把教科书里的三十万冤魂删改成‘未经核实的传说’,这种用权力篡改记忆的暴行,让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都显得过于直白。
石原先生证明了文字不仅能杀人,还能把屠夫的围裙绣成和服。”
张潮的每一句话,都像刀锋一样,划开了听者的心脏。
张潮望着一片沉默的日本记者,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对文学的道歉,你们都记好了吗?别急,后面还有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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