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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字栖凤,西城人,隋代音乐家与哲学家。机敏聪慧,八岁入国子学,以国子博士受命考定钟律。又曾献上何妥车,以国子祭酒卒于官,著有《乐要》一卷、《周易讲疏》十三卷等。
何妥,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
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何妥书上奏给隋文帝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之后,隋文帝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
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文王。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隋文帝后,隋文帝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隋文帝请求再度使用黄钟,隋文帝下诏命令众臣讨论,众臣都同意这种做法。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隋文帝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何妥出任龙州刺史。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隋文帝有诏同意。隋文帝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隋文帝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何妥又上密奏给隋文帝,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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