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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外与内（第2页）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力图实现对于国民的普遍动员，其动员起来的力量绝非区域性的力量可以抗衡，所以地方主义的军阀纷纷失败了，无论是老派军阀如吴佩孚，还是新派军阀如陈炯明。但是由于前述的困境，国民党在本质上无法克服地方主义，因此北伐之后，桂系、粤系等又形成了地方实力派。从长远来看，地方主义的重新浮现，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是一个必需，以便形成多元治理；但是在国家重组完成之前，地方主义将带来阻碍，这也构成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3。日本的影响

日本大概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影响最深刻的国家，两国的生死相搏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中国的秩序想象。18、19世纪之交的德意志，是在受到法兰西的军事征服之后而被激活出民族主义的。这与中日之搏有着某种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区别。法国、德国都自有充沛的精神资源以构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中日关系则完全不同于此。日本虽对中国有武力压制，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却没有自足的精神资源以构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因此两者都无法完成现代民族主义的理念建构。

日本认为，唯有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征服，才能实现反制；但是这种彻底征服在实际中无法实现，于是中日战争进入到一种无限状态。对日本来说，无限战争在亚细亚主义中获得“正当性”辩护，使得对华战争转化为对白种人战争的一个部分。亚细亚主义的论证有着儒家“王道”政治的理念基础，这在中国引发了极为复杂的情感。

其儒家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消解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不满于革命的现实、渴望回归传统秩序的人，更可能被它所吸引。但亚细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巨大差距，使其在实践当中蜕化为完全的虚伪，因此，它又在更大的意义上激活着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如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本来是具有普世取向的。法国在大革命中对德国的入侵，内含着从诸多封建主的统治下解放德国人民的意味，因此获得了很多德国人的拥护；但是法国在德国的作为与其承诺完全不同，于是反倒激活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民政府与各种地方实力派以及不同党派的矛盾，都被民族矛盾所超越。蒋介石在《庐山抗战宣言》中铿锵有力地说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种普遍均质的人民及其所处的政治空间，在以日本作为绝对他者的前提下，获得了自觉的表达。同时，这种自觉又与过往的历史时间有着一种生命性的勾连。“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时间、空间、精神的三位一体，形成了民族主义的全面表达。

但相应地，问题也就此浮现出来。对他者的理解，决定了自我的视野。中国在古典帝国时代一直以天下自居，视野中根本就没有他者，普遍主义的视野格局笼罩着整个东亚；在北洋时期乃至国民政府前期，一直努力要加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但仍以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参照系。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视野逐渐被压缩，与其生死相搏的日本近乎成了唯一的他者；尤其是在亚细亚主义的笼罩下，日本将中国作为一个有待征服、并将在征服后消除其自我意识的纯粹客体来对待，这是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也从未有过的遭遇。这激发了最深刻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以最大的力度压缩了中国的视野。它使得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一种非常局促的格局之下思考问题，无法站在足够的高度上来理解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譬如，1943年11月份召开的开罗会议，曾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会窗口，但要想把握住这种机会，需要有对于世界秩序的宏观理解能力，而不能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当中。可是我们来看看，在那前后国民政府的一些作为所展现出来的格局。

蒋介石曾在1942年2月访问印度，试图调解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甘地等人与英印当局的矛盾，以便共同对抗日本，但其努力遭遇到英国出于帝国主义考虑的一系列掣肘。于是，宋美龄在1942年底开始的访美活动大获成功之后，居然拒绝了英国国王的访英邀请，又拒绝在美会见丘吉尔，反倒公开发声要求英国释放尼赫鲁，后来还访问了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这种民族主义的赌气行为，与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的建议正相反，让这位起自北洋时期、对世界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资深外交家不胜惊愕。而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将自己推到了国内与国际反共思潮的最前端，给自己的内政和外交都带来极大的被动。这些具体的抉择，反映出的是最高统治者对于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的无力理解，以至于开罗会议提供的机会窗口未能转化为国民党政府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大好局面生生被其浪费。

另一方面，《庐山抗战宣言》的民族主义宣示，虽然表达出了一种精神自觉，但国民党的政策选择将其变得抽象化，因为国民党逐渐放弃了对于底层人民的动员与关注。而中国的底层人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税赋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对于底层人民有着巨大的依赖，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根本质料。放弃底层，只会让自己的民族主义努力变得抽象，变得外在于中国社会与历史。

正是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已隐然显现。当时，国民党员着重于上层的工作，共产党员着重于下层的工作，构成了一种上层国民党、中层共产党和下层民众的层级格局。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彻底清共之后，国共的深刻差异完全显示出来，乃至于国民党认为中共在国民革命过程中隔断了它与下层民众的联系。

而这个时候的共产党，仅仅在自己的控制区拥有力量，还无法真正实现对于底层民众的普遍动员与新观念的灌输；抗日战争则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终让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内在于中国社会。

通过比较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情境，可以看得更清楚。作为民族领导者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各种原因，对日本的态度一度很暧昧；而对各种力量与理念的整合能力的低下，也使其既难以抑制内部的腐败，又难以有效对抗日本的军事压力。国民党的民族领导者地位逐渐令人质疑。另一方面，国民党试图建设现代的党务政务官僚体系，这种官僚体系运作效率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上下层级之间信息传递的顺畅无碍，以及基于信息反馈而建立的内部监控机制，以便确保组织目标不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和迷失。倘若信息无法在层级间有效传递，则其下层将无所措手足而散沙化，上层则失去了行动的抓手而空心化，组织目标的确保根本无从谈起。日本占据了交通线和大城市，但他们无力深入控制沦陷区的基层社会；而这些基层社会与国民政府的联系被切断，当地的党务政务官僚体系很容易便瓦解掉了，国民政府也同样丧失了这些地方。

共产党的组织机制与国民党有着巨大区别。它通过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了整个组织的精神统一性，又通过整风运动由内及外地刷新了几乎每一个组织成员的世界观和伦理观。这样一种组织机制，使得组织中每个微观个体都对宏观的事业有着一种理解与忠诚，从而对于上下层级信息传递之顺畅无碍的需求便远远低于国民党。即便没有足够的信息传递，组织的目标也会深深刻在成员的内心，不容易迷失；即便基层组织各自为战，远离上级，也会基于共同的信念基础而能够低成本地实现总体协调。由此，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瓦解掉的沦陷区基层社会，反倒成为共产党发展自己的敌后组织和抗日力量的基础，这些地方形成了大量的共产党根据地，它们成为后来共产党赢得政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外在于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理念，以民族主义为中介，而内在化于中国社会与历史。从党员人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内在化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猛增到1940年的80万，几乎与国民党同期普通党员人数持平。而国民党的党员发展及管理极其松散无规矩，共产党则有严格的纪律；考虑到这方面的差异，共产党实际上相对于国民党已有了巨大的人数优势和组织优势。

二、民族主义的内部困境

1。“排满”的民族主义

对存活到近代的古典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个令人左右为难的东西。古典帝国一般都是内部有着甚大差异的多元聚合体，这些差异既有族群意义上的，也有地域意义上的，还有其他一些意义上的，都可以构成简明的身份识别标志，但这些差异在近代以前通常并不具有政治性意涵。基于这些差异，现实性地会形成不同的政策需求，到了近代，争取差异政策的努力很容易就转化为一种局部动员过程，并通过那种简明的身份识别标志而转化为一种政治性的诉求，甚至借助于从法、德的近代政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理念，将本属偶然性的身份差异建构成为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差异，从而形成明确的民族意识，表达为独立的诉求。

于是，民族主义就对古典帝国构成了一种肢解作用。而古典帝国面对外部世界的压力，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来完成内部的动员和整合，这也会表达为某种民族主义。但帝国对自身进行民族主义建构，难度远远大于内部特殊群体的类似工作，因为帝国找到简明身份识别标志的难度远远大于内部特殊群体。这就带来一个深刻的困境：如果不转向民族主义，帝国难以形成内部动员以应对外部压力；如果转向民族主义，则动员过程会反噬自身，将帝国解体。中国的近代转型就是在这个困境中艰难前行。

前文已经谈到，清末的民族主义有两种取向，一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具有种族性的汉民族主义，一是以杨度为代表的具有现实考量的政治国族主义。政治国族主义要在异质性的多元之上建构起一个统合性理念，这个工作远比种族性的汉民族主义之建构更为艰难。现实当中的多元身份标识，与理念当中的统一国族身份，并不同构；汉民族主义的身份标识与民族理念有同构性，其在现实当中的动员效率远高于政治国族主义。这是杨度一直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的原因所在，因为倘若有个君主存在，则对君主（所代表的理念）的共同效忠可以形成统合性的身份标识，政治国族主义才有更大的机会落实为现实实践。

因此，政治国族主义的现实实践，关键是君主（及其支持者）也愿意参与到政治国族主义的建构以及配套的必需政治改革当中；晚清的君主却难堪此任。于是，汉民族主义遂成为最具动员力的理念，中国的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排满主义”。

2。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

排满主义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简洁明了，可以构建起清晰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机制，易于动员起革命。对应地，较为激进的革命派对于革命后国家的想象，就是以内地十八行省（也有说二十二行省者）为基础的，武昌革命军所用的旗帜也是“十八星旗”，以象征内地十八行省。

武昌革命军的首义成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仅凭其军事实力并不足以对大清构成实质威胁；在袁世凯重掌朝枢之后，北洋军队很快对革命军形成巨大压力，汉阳遂失守。武昌革命军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通过其奋起，激起了所有对清廷立宪改革已经绝望之人的反抗之心，各地起义一时风起云涌，其中很重要的一波是长三角的立宪派所建立的江浙联军。近乎在汉阳失守的同时，江浙联军攻克了南京，革命的重心就此转到了立宪派实力雄厚的江浙地区。

立宪派更倾向于杨度式的政治国族主义，故而革命的整体基调不再是激进的“驱除鞑虏”，而开始转向“五族共和”。于是，江浙联军所采用的旗帜“五色旗”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定为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激进革命派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了立宪派对于革命形势的主导，于是接受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并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中华民族的理念遂从以中原汉地为基础的汉民族主义转为以大清疆域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主义，看起来是杨度的理念战胜了章太炎。

但是困境也随之浮现。中华民族主义应该是超越于汉满蒙回藏、统合多元要素的理念，由于不再有君主作为超越于多元之上的统合性象征，因此需要一种足够好的理念建构，才能吸收现实当中的多元身份标识。但这样一种理念建构并未实现。北洋时期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地方分裂倾向，军阀割据当中根本无人有兴趣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国民党改组之后，意在通过统一的政党组织作为领导，来建设统一的国家，这就必须有清晰的理论表达以便作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之后花了半年时间做了十几场演讲，系统表达了其三民主义理念。中山先生谈到了他对于民族的认知，认为民族的来源有五大基础，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这样一种表述，是在中华民族主义的名义下，采纳了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杨度在表面上战胜了章太炎，但章太炎暗度陈仓，又在实际中塑造了民族叙事。

抗日战争对国民政府的民族视野带来一个巨大变化。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的核心活动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政府中的主要人物也多来自这个地区，边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存在。虽然自1927年国民政府就开始酝酿西北建设，但1931年之后才开始进入具体的实施操作阶段；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并在嗣后的若干年中修建了相当数量的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建设；到了1935年后，随着中央军尾随长征红军而进，川滇黔也纳入国民政府治下，西南遂与西北并重，蒋介石与龙云谈话时曾提到：“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但这些工作更多是出于对日战争的军事地理考虑，对西南与西北的建设仍是一种工具性的安排，并未引发对于民族问题的认真反思。

抗战迫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与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此时，边疆与少数民族对于国民政府开始成为具象的存在，“五族共和”的口号由此才开始走出抽象状态。此间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成吉思汗陵西迁。

日本在内蒙古策动德王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后，兵锋直逼包头，离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衣冠冢）仅有咫尺之遥了。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族的至高精神象征，日本意图将成陵迁到自己的控制区，以便更有效地控制蒙古族地区。护陵的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盟长兼成陵主祭沙克都尔札布（沙王）遂在1939年初前往重庆，向国民政府提出将成陵西迁至安全地区的申请。国民政府极为重视，不仅细致安排了迁陵路线，还安排了沿线的军政长官迎送致祭，妥善保护。1939年6月开始迁陵，沿路每到一个城市，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大典，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印发了纪念册《中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称“其雄才大略可为我中华民族生辉，秦皇汉武唐太宗之后一人而已”。国民政府和护送迁陵的蒙古族同胞都将元代远征日本之事与当下的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将成吉思汗塑造成对日作战的先驱。护送的蒙古族同胞对于沿途汉族地区的盛大祭祀大为感动，发誓要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复兴中华民族；途径黄帝陵时，又主动提出“黄帝为我蒙汉共同之始祖，今日机缘巧合，拟往拜谒”。到7月1日成陵停于甘肃兴隆山，蒋介石亲赴兴隆山举行大祭。祭词起首便言道：“致祭于我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

在嗣后直到1949年成陵停于兴隆山期间，每年国民政府都会派人前去祭祀，而且每次都是先用政府所定祭礼祭祀一番，再用蒙古传统祭礼祭祀一番。如此，则既将成吉思汗定位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又承认了其蒙古族身份，中华民族与内部族群的二阶结构，在这样一种祭祀安排当中获得了表达。

国民政府超越汉族之上的国族视野打开了，其政治实践对于后世也有重要启发。此一国族视野进一步打开了一个超越于中原的内亚视角，它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对于欧亚大陆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想象力，其打开的视野才能转化为一种匹配得上中国的体量格局的秩序安排，形成对于东南海洋秩序与西北大陆秩序的整合性秩序。想象得是否靠谱是另一个问题，首先是想象的格局不能自我设限。但是，国民政府对民族主义（即便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坚持，让它难以获得足够大的格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动地打开了内亚视角；但日本的压力也让国民政府丧失了更广大的世界性视野。这样一种矛盾性的后果，构成了国民政府整合国家方面的一个隐忧。

3。“中华民族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