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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最合适的枕边人183（第1页）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可谓是众叛亲离，王赓一出事，民间以讹传讹更是将其视为祸国殃民的不祥之人——代名嫒落得如此名声，可谓凄惨之至。

1933年清明，陆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次到海宁硖石，也是最后一次——徐家自始至终没能接受她。

此时，陆小曼的身边只剩下一个翁瑞午。

翁瑞午对陆小曼始终不离不弃，时常上门嘘寒问暖，给养供奉丝毫不差，其时陆小曼意志相当消沉，整天睡在烟塌上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翁瑞午殷勤伺候，只要陆小曼开口，他无不尽力而为。

一次国民党禁毒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翁瑞午到处托人打通关节，把她保了出来。

翁瑞午为陆小曼出头，无疑将两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上海滩的小报每天都编制一些花边新闻，陆小曼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与“王赓丢地图”一样，完全是一边倒的责难。连在北京的胡适也看不惯了，写信给陆小曼，主要讲了三点：一、要顾及徐志摩的名声；二、跟翁瑞午断绝关系；三、到北京来，我养你！

陆小曼反问：你养我？你跟志摩一样，一介书生，养得起么？

陆小曼的胞弟陆效冰曾劝姐姐用自己的才华出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既可利己，又可利人，他说：“你的品貌、学问、才干、声誉，没一样不出人头地，为什么不贡献给社会？也等于散散心，免得郁郁寡欢。而且知道你的人很多，他们将欢迎之不暇，也不会使你委屈，而你还是名利双收。”陆小曼听了，答道：“第一，我不喜欢虚荣，第二，我不会服侍人家。”

名媛是需要男人们来供养的，倘若为了生活去对权威讨好，也就不是名嫒了！陆小曼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此后不久，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了，多半出于感恩——因为她并没答应嫁给翁，一直以徐志摩的未亡人自居。据王亦令所记，翁瑞午曾对他说：“……小曼可以称为海陆空大元帅。因为：王赓是陆军，阿拉（翁是江南造船厂的主任会计师）是海军少将，徐志摩是从飞机上跌下来的，搭着一个‘空’字。”当时陆小曼在场，虽然她被编派得有些过头，却不以为忤。

为了保证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可谓尽心尽力。陆小曼花费很大，出入小汽车，衣服和化妆品都要用最高级的，家里的佣人一直不曾减少。她依然热衷于购物，还向身边人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500元，有时要高达600元，家难当。”按那时候的物价，五百多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万人民币。

翁瑞午也有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都靠着他，可是他对陆小曼无微不至，只要陆小曼“过得比他好”，要他怎么样付出都可以，什么事情都习惯说：“我来，我来！”

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回忆：有一次他到陆小曼家去见到一个奶妈，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家里又没有婴儿，怎么会请奶妈呢？后来她才弄明白，原来陆小曼不吃牛奶，爱吃人奶，说是人奶非常有营养。那时蜂蜜比较贵，陆小曼总买很多，因为吃鸦片的人肠胃不好，容易便秘。陆小曼就请人将蜂蜜放入针筒，注人体内，让肠胃蠕动。陆小曼吃了鸦片后，鼻子下面就出现两道黑黑的印痕很难看。她就用嫩豆腐揉擦，将印痕擦掉后先涂上蛋清，最后再用化妆品。

翁瑞午供养着开销甚大的陆小曼，经济负担很重，但他始终精神乐观，每逢钱不够了，就变卖祖上传下来的书画古玩。

陆小曼一直惦记着为徐志摩出套全集，可徐的许多书信和文章都在林徽因与凌叔华手中，直到1936年，徐志摩过世的第五个年头，陆小曼才收集到薄薄的一扎《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她在序中表达了她的心愿：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什么朋友亲戚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的校样来了，为了纪念这部日记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写一篇序文，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呕血写成的日记在这个日子出版，也许是比一切世俗的仪式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徐志摩尚在人世的时候，托付红颜知己林徽因、凌叔华，以及好友胡适、沈从文，说万一自己先走了，请他们整理诗文书信，弄一套全集，也算对后人有个交代——可诗人去世，朋友们各自飘零，仅有陆小曼为其遗愿忙碌奔波。更凄凉的是，胡适、林徽因等人根本不把徐志摩的一些书信交给她。

陆小曼背负着“害死”徐志摩的罪名，时常自责。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名媛是锦盒里的美玉，温室中的玫瑰，岂是穷诗人能占据的？

八年抗战，翁瑞午和陆小曼倒也挺了过来。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离不开鸦片，据才女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也许觉得该重新振作，陆小曼强撑病体忙碌起来，依旧是为徐志摩。1947年3月，晨光图书公司再出版《志摩日记》，里面包括《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和《小曼日记》五个部分，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地把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解放前夕，故交旧友四散飘零。等到新中国成立，陆小曼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搬到了翁的家中。

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陈毅元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健在，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不久后，陆小曼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后来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香港的女儿给他寄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陆小曼曾说自己跟翁瑞午谈不上爱，但有感情，在自己落魄的时候，“翁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念及徐志摩，陆小曼这样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志摩的认可。”

陆小曼的学生王敬之曾经如此评论翁瑞午：“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台湾学者陈定山在他的《春申旧闻续篇》中写道：“现代青年以为徐志摩是情圣，其实我以为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