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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来。
创作派是指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再次创作,其实就相当于《红楼梦》的同人小说。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到王国唯,他在1904年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一书,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解析《红楼梦》,从而探讨小说的美学和伦理学的价值。
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他研究的角度较为特殊,算是自成一派。
林子轩把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大致梳理了一下,发现刘新武的《揭秘红楼梦》不大适合在这个时代讲,它其实属于红学中的探佚派。
刘新武毕竟只是个作家,而不是红学研究家,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文学家的臆测和想象,没有实质的证据。
红学研究太过广博了,各派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很难说服其他人。
就算在后世,还有学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另一个姓曹的人,曹雪芹只是个虚幻的人物,而高鹗也没有续写《红楼梦》,《红楼梦》是完整的。
所以说,在文学研究上,各持己见是很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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