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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忍是一种精通说话的艺术（第3页）

当然，把话说满有时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但除非必要，还是保留一点空间的好，既不得罪人，也不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总之，学学新闻发言人，多用中性的、不确定的词句就对了!言词上低调一些的智慧在于：用不确定的词句一般都可以降低人们的期望值，你若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人们因对你期望不高而能用谅解来代替不满，有时他们还会因此而看到你的努力，不会全部抹杀你的成绩；你若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们往往喜出望外，这种增值的喜悦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

逢人只说三分话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你的心事不要随便说出来，当别人完全了解了你内心的想法后，你的脆弱或缺点就会暴露无遗。这样你就失去了神秘感，时间久了末仅让人感觉无味，而且很容易泄露你或他人的一些重要秘密。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肚子里搁不住心事。有一点点或喜或怒的小事，就总想找个人说说；更有甚者，不分时间、对象、场合，见什么人都把自己的心事向人家倾诉。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好的东西要与人分享，坏的东西也不能让它沉积在心里，要说可以，但不能“随便”说，更不能对谁都说。因为你每个倾诉对象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朋友还分三六九等呢!说心里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心机”，该说则说，不该说千万别说。

处理心事要这么慎重，是因为心事的倾吐会泄露一个人的脆弱面，这脆弱面会让人改变对你的印象，虽然有的人欣赏你“人性”的一面，但有的人却会因此而下意识地看不起你，最糟糕的是脆弱面一旦被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掌握住，就成为双方争斗时的你的软肋，这一点你必须预防。

其次，有些心事带有危险性与机密性，例如你在工作上承担的压力与牢骚，你对某人的不满与批评，当你很痛快地倾吐这些心事时，有可能他日被人拿来当成修理你的武器，你是怎么吃亏的，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对好朋友应该可以说说心事吧!答案还是：不可随便说出来。你要说的心事还是要有所筛选，因为你目前的“好”朋友未必也是你未来的“好”朋友，这一点你必须了解。晓丽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那时晓丽在部队当文书，连队的几个干部都比较喜欢她，也愿意与她交谈，或让她替他们办一些私事。尤其是连队的副指导员，对她极其信任，有时把连队领导之间的一些事情也讲给她听。

她们连队有几十个女兵，个别女兵为了入党或考军校就想方设法巴结部队教官，副指导员对此十分反感。时间长了，晓丽觉得非常的苦闷，心中有那么多的秘密不能倾诉。所以后来在与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闲谈时就把副指导员讲的事情说了。把秘密和别人一起分享，心理的压力轻松多了。没想到，她的那位好朋友为了让连队党支部推荐她上军校，就把她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指导员。后来她这位朋友如愿以偿地上了军校，而晓丽则在指导员找她作了一番貌似肯定实则否定的谈话以后，离开了文书岗位，回到报务分队干她的老本行了。

任何人，若能在保守秘密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当，就不会因泄露秘密而把事情搞得复杂化，或者陷入于己不利的境地，从而使自己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形象，成就一番事业。

当你和别人共同拥有一个秘密时，你往往会因这个秘密同对方拴在了一起。这对你灵活机动地处理事情是一个障碍，在处理一件事时，你往往要考虑他的利益，这往往使你做出违背原则的事。同时，对方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拿出你的秘密作为武器回击你，让你在竞争中失败。

即使是对家里人，也不可把所有的心事说出来。假如你的配偶对你的心事的感受与反应并不是你能预期的，譬如说，他因此对你产生误解，甚至把你的心事也说给别人听。

但是我们所说的见人只说三分话，并不是让你闭紧心扉，心事“滴水不漏”，这样你就成为一个城府深，心机沉，不可捉摸与亲近的人了。

所以聪明的人在交谈时，会把局势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说说无关紧要的“心事”给周围的人听的同时，多听听别人的心事，别人就会因你多听而多说，他说得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少说，不但可以导引对方多说，还可以避免流露自己的内心秘密，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常点头，这并不是要你做个没有主见的应声虫，而是避免成为别人眼里不合时宜的人。也就是说，听别人说话时，多点头，表示你在专注与附和，如果有不同意见，也要先点头再提出，然后顺着对方的思路说出自己的观点。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不必过于坚持己见，多点头就可以了。

不把自己的秘密全盘地告诉给对方是处世的潜规则。不要亲手为自己埋下一颗“炸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心迹不可轻易表达

思想观念的迥异，或追求利益的不同，往往在社会上形成有一定势力的团体或派别。这些团体和派别之间不时发生摩擦或争戈，甚至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式中，要尽可能地避于其外，不能轻易地表露态度和心迹。否则，就很容易参与到其中，惹火烧身，自食后果。苏轼曲折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苏轼在历任了凤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在熙宁二年回到了开封，仍“人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得了王安石的信任。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却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排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服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宣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联了舒宣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宣等人唯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第二天早上，李定就把谢表交给了神宗，进行弹劾。

结果弹劾成功，神宗下令把苏轼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