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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第2页）

高居中国富豪榜第二位的许荣茂就是一个成功的弄潮儿。

许荣茂1950年出生于石狮一个五代中医世家，因此他最初的职业是世传的中医。当时许家在当地是小康之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人生活十分贫困，像许家这样的经济条件自然是令人羡慕的，所以当许荣茂决定去香港闯荡的时候，有人以为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别人看来，人家出去闯世界是为生活所迫，而许荣茂出去是图什么，很多人对此都百思不解。许荣茂自己当然是心里有数的：他不愿让一个闭塞狭隘的环境困自己一辈子，他想走出去，经一经外面风吹雨打的滋味，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由此体验一下更广阔的人生。70年代末，“文革”结束以后，许荣茂义无反顾地来到梦幻般的东方大都市香港。

从最熟悉的事干起，几乎是创业通例，但到香港后，由于许荣茂只会讲闽南话和普通话，与讲粤语或英语的香港病人没法沟通，所以当不上医生，只能在药店当伙计。但语言障碍犹存，当伙计也常出错，经常弄不明白病人要的是什么药。在药店干不下去，许荣茂便去工厂当工人，后来又在街上扫马路，在工地当小工，在码头当劳力，甚至当过小贩摆过地摊。这期间，他一直努力学习粤语和国语，时常与周围的人交谈。几年后，许荣茂终于完全适应了香港的环境，学会了广东话，同时了解了香港社会，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蓝领身份了。

1981年的一天，许荣茂无意间走进了香港证券市场。看了会儿热闹后他忽然间意识到：香港是座梦幻之城，而股市是梦幻中的梦幻，它可以令你一夜赤贫，也可以使你一夜暴富，对于像自己这样目光敏锐却没什么身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条创富的捷径。凭着一股子冲劲儿，许荣茂一头扎入股市中，凭着自己敏锐的直觉去捞金。

不能不说许荣茂是有好运气的，一个初入股市、没有身家的人进得门来，偏能频频得手——当时香港经济正处于一个飞速成长期，股市行情大好，只要头脑聪敏，不难捞到钱。几年间，靠着买进卖出，许荣茂真正海捞了一票。接下来，他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证券经纪人，不仅自己炒股也替别人炒，这是香港股民们的赚钱之道。自己有眼光，有经验，但资本不足，就利用别人的资本，赚到后抽取佣金，如此上升速度更快。如此这般，许荣茂的资产滚雪球般猛增，两年光景便翻了几十番，转眼间也从一个散户成为投资大户，开了一家金融公司。

许荣茂的性格属于那种机敏类型，而且藏而不露，善于收敛锋芒，更能看风头行事，把握自己在“冷”与“热”之间的投资尺度。他认识到，创业初期最怕的是折腾，当一个人的财富能有李嘉诚那么多，事业能像比尔·盖茨那么大，想垮也不是很容易，而在创业起始阶段，资本少就难以经受几次大的冲击，所以在投资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局势不明时不能莽撞。话虽这么说，一个人要想完全掌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也不太可能，因而他的对策就是掌握好“冷热”之间的尺度：在投资的低潮期，表面上看机会不多，但若认准目标入市，反而往往会大捞一笔；而在投资的高潮期，看上去机会多多，做什么赚什么，但投资过热有时会产生泡沫，市场的吞吐量太大反而使市场变得脆弱，此时就应谨慎行事，采取抑制态度，因为市场可能会在意外冲击下崩溃，使投资者来不及抽身。这就是市场的正反两面，是一种祸福相倚、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有鉴于此，面对市场形势，许荣茂的表现一直是冷静和抑制的——当市场太沉寂时，他会预感到其中潜伏的爆发力；当市场太热时，他会反而觉得华而不实。这样的冷静也许使他失去过一些机会，但行商总如张网捞鱼，一网打尽的事是难以做到的。他从商20余年来很少蒙受过大的损失，这就不能不说明是他的高明处了。许荣茂的商法可以说是一种张弛相间、多赚少赔的商法。

由于在股市上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许荣茂在商界的地位在短期内直线上升，这使得他心中反而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进而有所警惕。几年来股海操舟，许荣茂赚了不少钱，但也使他身心交疲。老实说，炒股的人日子真的不好过，虽不至于像欧·亨利描述的那样连自己已娶过老婆的事都忘了，但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却是经常的事。整天提心吊胆，始终像一只弓那样处于紧张状态，睡觉都要睁着眼，这种生活许荣茂体验得足够了。钱赚得再多也有累的时候，渐渐地许荣茂开始有了危机感，正如他当初所认识的那样，股市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但也是充满风险的地方，它能圆很多人的发财梦，也能把很多人的梦打碎。他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不用再过这样紧张的生活，不用再承受不可知的风险，应该尽快转到实业上去。而当主意既定，就在股市上股指涨得牛气朝天之际，许荣茂却悄然抽身而退。这一退的结果，使他躲过了1987年香港股市的一场严重股灾。在那次股灾中，很多人倾家荡产，许荣茂却安然无损。急流勇退，这是许荣茂的明智，也是他的勇气。

随后许荣茂又根据市场需求先后投资纺织制衣业，转而又投资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令业界人士叹服。

许荣茂曾说：“我是学中医的，中医讲究冲淡平和，浮躁是做事业的大忌，一些人却屡犯这个大忌。”而许荣茂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是因为她遵循着这样的商业规则：一个是低潮入市，一个是滚动开发。低潮入市成本不高，升值空间大；滚动开发则可迅速回笼资金，开发新项目，哪怕只有一块钱，也能做十块钱的生意。

“低潮则进，高潮则缓”，是许荣茂的基本市场策略，在创业初期尤为常用。从香港到内地，从海外到海内，许荣茂基本上没有脱离理性投资的观念，对市场发展形势和商机把握得极为准确，所以他的发展步伐显得平实而稳，在投资取舍上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见性。

5。转移撤退，以退求进

兵家常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同样适用于商场。瞬息万变的商场总会潜藏着重重危机，是商家无法预料的。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与风险，商家往往采取转移撤退的方略，以退求进。这样做至少可以保存实力，不必随风险的日益加大而陷于绝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退是为了更好地“进”。郑周敏就是一个懂得转移撤退的智者。

郑周敏，籍贯闽南石狮，1930年出生于菲律宾，因少小家贫，早早就经历了许多闽南人海外谋生的艰难，10多岁就开始以打渔为生，从早到晚漂泊在水上，将捞到的鱼虾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一点钱养家糊口。后来又改行当小贩，也是一个仅能谋生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周敏到了马尼拉，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专业技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一份工作，不得已他只好再当小贩，在街边摆摊卖小商品。一次，他在卖东西时获悉纺纱厂十分需要绕纱用的纱管，于是四处询问收购废品的店铺及一些织布厂可否供应纱管。他的思路果然选对了，那些纺织厂用完了棉纱后，一个个的纱管成了废物，一般情况下当垃圾扔掉，如有收购破烂的小贩需要，也会很便宜卖给他。郑周敏与这些织布厂建立了稳定的纱管买卖关系，然后又向急需纱管的纺织厂签订供货合约。他以贱入贵出的办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赚到了10多万比索。

这一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一些纺纱厂发觉到纱管的来源后，也逐步自己直接与织布厂建立供纱及返还供纱管的关系。这样，郑周敏这种中介性的商人便处境艰难了，因为他的纱管本来就是从纺纱厂的废物堆里来的，而要与纺纱厂竞争是不可思议的事。关键时刻，郑周敏果断地决定放弃纱管生意，开起了一家小型织布厂。利用自己在买卖纱管时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他的纺布厂业务获得了迅猛发展，不到10年先后办起6家工厂，很快成为菲律宾商界的知名人。20世纪70年代，郑周敏结识了菲律宾当时的民主派参议员阿基诺，并给予阿基诺一定支持，因此得罪了当时执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后来因菲律宾政局动荡，马科斯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令当时的菲律宾经济严重下滑。此时在分析了政治和经济形势后，郑周敏感觉到菲律宾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好转，便放弃了当时在菲律宾的一些陷于困境的工厂，将大部分资金转至台湾，到当经济正在腾飞的台湾开设亚洲信托公司，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和贸易。由于他准确把握了台湾经济上升的机遇，及时转移来台，从此业务平步青云，在台湾所取得的利润十倍于他在菲律宾遭到的损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局再变，阿基诺夫人开始执掌政权。郑周敏趁机折返菲律宾投资，在马尼拉湾投资180亿美元兴建亚洲世界城，当时堪称惊世之笔。郑周敏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拥有大量的土地，旗下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拥有农工商集团、亚洲与亚洲人集团、环亚集团、中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加州银行、亚世分公司等公司数十家，世纪之交又转向中国大陆内地投资，其个人财富已超过20亿美元。

影响市场经济的因素很多，风云变幻，凶险莫测，而作为敢斗风浪的商场闯海人，闽裔商人在经营中似乎能更准确地预见风险的来临，能更客观地认识到风险。而当面对经营风险时，他们的防范措施也更灵活多变。懂得运用缓冲、分散、规避、退出乃至正面挑战诸多娴熟方策，表现出处理风险的胆略和驾驭风险的才干。

许多情况下，知难而退和坚持努力奋斗并不矛盾。成功学家希尔认为，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再试一次，仍不成功就该放弃，愚蠢的坚持毫无益处。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在生意场上，如果一种项目眼下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妨索性放弃，另谋他途。

6。居安思危，力求发展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无论你发展得多好，时刻都要做好准备，在稳健基础上力求进展，居安思危。商人的谦和沉稳的经商态度，可以给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可靠的保证，因为“守业”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急不躁、兢兢业业的精神。

福耀集团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亏到盈的路线上升式的发展，是归功于技术突破、销售网络、还是生产基地的扩大？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居安思危、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正因为福耀的董事长曹德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实现了技术的突破、销售网络的完善和生产基地的扩大。

1983年，38岁的曹德旺在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将主业迅速从大路货水表玻璃转向利润空间巨大的汽车玻璃。1987年，曹德旺联合多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中外合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理顺了产权关系，并在1993年将福耀玻璃推上国内A股市场。至今，“两辆中国车就有一块福耀玻璃”的市场份额还在继续延续。可谁又知道，“福耀”的每一次跃进的背后都是曹德旺居安思危的不眠夜呢!

当时，PPG、加迪安、圣戈班、皮尔金顿等世界级竞争对手都瞄准了中国市场，而且圣戈班选择在长春和上海直接投资建厂，为当地汽车厂商提供配套。随后又与韩国汽车玻璃厂商合资，在上海成立一家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套汽车玻璃的新公司，在国内也已经将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神龙汽车、长安福特、东风汽车等作为发展的主要客户。这一影响“福耀”国内60％的市场占有率的事态初露端倪，曹德旺预知到如放任不管，事态的严峻性将不言而喻。防患于未然的曹德旺迅速出击，建立了上海福耀。

随后，曹德旺马不停蹄地又在重庆、长春布下生产基地，在北京的全资子公司也开始动工。曹德旺通过生产基地靠近汽车厂家的“追着汽车生产基地跑”的战略来应对国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挑战。虽然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东部布局已定，而且这样公司可以全面渗透汽车的设计、生产过程，但曹德旺认为福耀玻璃仍旧不能高枕无忧。

紧接着下一个预见性的“难题”又徘徊在曹德旺的头脑中。福耀仅靠地缘渗透是远远不够的，而外国汽车玻璃之所以贵还能卖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和汽车生产厂商有多年的合作默契，可以直接进入汽车的设计环节。长期以来，福耀公司所做的汽车玻璃，实际上只是汽车玻璃的后加工程序，而日本的Mazak推出一种Uvcut玻璃，正在通过和汽车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广。车子一旦装上了这种玻璃，更换的时候就不能用其他品牌的玻璃。这样很可能将福耀玻璃挤在市场外面。为此曹德旺下决心打通汽车玻璃生产的上游。2003年8月，福耀玻璃通过二级市场募集了56亿元的资金，正式启动总投资达20亿元的浮法玻璃生产项目，不但解决了生产玻璃的原料问题，也为福耀进入汽车设计行业的最高层——参与新车型的设计，打下了物质基础。

此外，对海内外客户，对上游原料、设备供应商，甚至对股票市场上不知姓名的散户，曹德旺都有一个原则，“要让人家有钱赚”。而对跟着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员工，曹德旺却出了狠手：裁员1／4。现在福耀6000多名员工，已经有600多人离开了福耀，这个数字最终将超过1500人。面对这个数字，曹德旺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福耀不断地居安思危，创新发展，终于开创了如今这样一个大好局面。重庆公司投产福耀已经形成年产夹层玻璃390万片、整车钢化玻璃220万套的生产能力，在行业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随着企业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居安思危是任何一个企业立足市场的一个重要经营素质。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居安思危，清醒地意识到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并及早动手“防患于未然”，从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优惠的政策，人际关系、地方保护等方面。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正是这个道理。一旦江山打下，有人就会盲目乐观，急于享受，从而放松了警惕，等到大难降临，才如梦初醒，到那时再想行动则为时已晚。因此，要想留下财富，忧患意识不可丢，一定要居安思危。

7。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俗语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场站稳脚跟，关键时刻就要懂得变化，适应变化，随环境变化而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战略，转危为安。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懂得随机应变、应付危机的高人。

胡仙在继承父业后，历尽艰难对星岛报业进行整顿，终于使得星岛报业立稳脚跟，这时的胡仙开始考虑怎样扩大经营。有一次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位华人得知胡仙来自香港，很热切地问她：“香港现在怎么样？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件事给胡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世界上有几千万海外华人，身处异国的他们平时最渴望知道的就是祖国的消息，而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尚未开辟海外业务，致使华人无从了解祖国。而香港地近中国大陆，香港媒体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满足海外华人的阅读需求。于是，胡仙立即对全球华人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调查，然后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

她选择了海外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惠灵顿等城市进行发行。很快地，《星岛日报》就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版的发行过程中，胡仙又发现这些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关心香港和内地的命运，但中文水平较低，于是她又将报纸的重要文章和版面以双语刊出。

为了能与时俱进地及时报道香港及内地的消息，胡仙投入巨资建立了卫星传输系统，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印刷厂，从而保证《星岛日报》的内容能同步传送到各地，做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而每一地的地方性新闻版，则由当地的采编人员完成。广告业务也由当地工作人员完成，这种同各事业部一致的承包制的实行，使《星岛日报》在全球均获得成功。“星岛”是新加坡的别称，“星岛”二字本来具有地方性，设立分支机构而不更换报名，既保持统一整体性且兼具地方性，这就是《星岛日报》的成功之处。在全球报界，曾有多家报纸对星岛报业这一管理模式进行过类似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惟有《星岛日报》以同一报名在全球发行并获得成功。这固然要归因于《星岛日报》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争取的读者群，也就是华人社会，但胡仙顺应时变的办报才能在其中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星岛日报》被全球同行公认为第一份真正的国际性报章，而胡仙也在1998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卡尔·范·安达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非美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