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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广东人生意经激情的冒险家（第3页）

建设自己的品牌，就是绿化荒山，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有志於成长为国际企业的中国企业，必须走这条路。

ＴＣＬ是海尔之后第二个进行全球扩张的中国企业。李东生以TCL这一“王牌”产品，向世人彰显了王者的风范。

2004年，TCL集团分别与法国汤姆逊和河尔卡特公司台资组建运营。李东生在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对国内企业起到重要作用，成为中国企业与国际大企业联盟的代表。人选美国《时代》周刊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荣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被评选为2004

年“广东十大经济风云人物”和2004年“全国影响家电发展趋势十大创新人物”称号。

他将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资金的地方小企业，运作成中国电子工业五强。

他率领TCL在彩电、手机、电脑领域后来居上在国内彩电市场巨亏的2002年，TCL却依然赢利；而TCL手机更是创下国内企业第一、中国手机市场仅次于摩托罗拉、诺基亚品牌的业绩。

2004年6月，TCL全球招聘大会现场。李东生率领旗下十位高层集体亮相，放言TCL将向全球招聘2200名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队打造一支“国际化部队”。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两笔大交易：和法国汤姆逊台组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收购跨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部门。

2007年，几乎没有接触媒体的李东生从未减少曝光率。由于国际化战略受挫，欧洲业务重组陷入困境，TCL连续两年亏损已临近退市边缘。这一年的他调整欧洲业务模式，变卖曾经不合的电脑业务，大刀阔斧地修改人事管理构架和业务构架。尽管因为“国际并购后遗症”痛苦不堪，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他依旧坚定地表示TCL国际化战略方向是没错的，将坚定地走下去。

2007年，他的名字出现于各大报纸都会伴随着两个数字；一个是说他为TCL奔忙瘦下20多斤，另外一个则是他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年龄。而他本人却表示，他在知天命之年感受到奔忙操劳过后的“欣慰”。

2007年2月29日，TCL集团发布业绩快报显示，集团在2007年实现38亿元净利。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亏损后实现扭亏，脱离退市危险。

虽然，在这部分利润中仅有1．8亿营业利润，不乏变卖资产带来的业绩补充，但在李东生看来TCL已走过最困难的2007年，正期待“重生”。

2007年，在TCL上市公司面临退市危机时，李东生出手。12月1日，他将电脑业务82％股权以6000万元出卖，5日后将低压电器转手获利3．5亿元。他此举意为削减TCL的负担，聚焦主业发展，也为2007年必须盈利的业绩财报做准备。而在砍掉部分资产的同时，TCL还经历着有史以来最集中的人事动荡。

在李东生的职业生涯中，因为出色的领袖风范接受过很多荣誉，l994年，他获得“发展中国家电事业特殊贡献功臣”，2002年及2004年两届成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但在2007年，《福布斯》中文版第三次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榜中，李东生榜上有名。

极大的反差也给李东生带来落差。有人认为，李东生使得TCL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厂，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商功不可没，但国际化战略的失误又使得他被指急功近利，受到争议。

2004年，TCL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重组全球彩电业务，这个举措除了给TCL带来进军国际的光环之外，也成为TCL困境的开始。李东生承诺的l8个月扭亏成为泡影，在2005和2006两年巨额亏损后，欧洲合资公司已申请破产清算。

其实，李东生的国际化梦想始于l0年前。当时他提出“要做国际化的大企业，要做世界五百强”的设想，在兼并收购了一些小企业后，收购汤姆逊只是完成他理想的一个步骤。在2004年被评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时，他还曾感言：“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我们要成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没有敢于成为先烈的勇气，就不可能成为先驱。”而后的李东生也确实被认为一度扮演了“先烈”的角色。

时至今日，曾被国际化梦想拖累得很辛苦的李东生依旧认为这个战略方向准确无误，“国际化的路将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一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条路是我们必须要走的。”

在经历了扭亏保卫战之后，李东生坦言国际化战略带给他的困境，“在2004年，我们通过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使国际业务规模和竞争力有了质的提升。从2005年开始，TCL海外销售超过了国内。但是，2004年的国际并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

李东生表示，在集团连续两年出现亏损的困难情况下，他曾反复研究国内外其他企业发展的历程、其他企业国际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成功的企业都是国际化的，在我们产业里面无一例外。”

对于中国企业进入发达国家代价太大的争论，海尔老总张瑞敏有一句精辟的论述，他説:“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代价很大，但是，如果不进入美国，代价会更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企业再不能窝在家里不出来了，要走出去与世界级强手过招，难免前两个回合失手，这很正常，只有多摔打几次，才能身骨强健。

6。官商互济，风雨同舟

“官商互济”是中国人首选的经商模式。政界与商界自古以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

粤商也善于在政府这把保护伞下行商，同时，同时在国家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患难与共。

明清以来，粤商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都和官府乃至重量级的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且以天津的广东会馆为例予以检验。

天津的广东会馆凝聚着旅居天津城的广东商帮辉煌的创业历史。光绪末年，由唐绍仪在天津倡议集资修建，粤商积极响应，很快就完成了资金的筹集，1907年落成。唐绍仪的身份不是一个商人，而是头上有着顶戴花翎的天津海关道，他的号召自然具有影响力。

广东商帮在天津势力的强大，与一批在津任职的广东籍官员不可分割。自1872年起中国先后选派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其中广东占了84名。这些留美学生归国后，大部分聚集于北洋重心的天津。例如：

梁炎卿，佛山人，任怡和轮船公司及高林洋行买办。怡和是天津英商的主要代表，英商在天津的一切业务及发展规划，均要有怡和参与主持。梁以买办的特殊身份，购得许多地皮，获利无数。他死后，其买办一职由其子联魁、文魁继任。

郑翼之，香山人，借助太古轮船运输起家，后其子宗荫、慈荫继任其买办职位。

陈祝龄，高要人，德商瑞记洋行买办黄云溪的内弟，充怡和洋行买办，专管进出口业务，曾任天津广东会馆董事长十余年。

冯商盘，南海人，任天津德国礼和洋行买办约20年，主要经营军火、机器等业务，任天津广东会馆董事长十余年。

唐茂芝由其弟唐廷枢推荐，于187l～1873年担任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买办。而唐廷枢是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大红人。

广东会馆成立后，天津广东帮商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身份显赫的人物成r广帮商人的重要靠山，广东会馆董事会十名董事，即有两人为政界出身。政治与经济联姻，广帮商人在这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作用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广东会馆建立后，开展了各类社会活动，1912年会馆召开庆祝民国成立大会。同年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到津，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粤人到会6000余人。1915年5月，天津绅商学报工各界发起成立直隶救国储金团，也在会馆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1万余人，当场认储金20余万元。

1919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广东会馆属下的旅津学生掀起反日浪潮，散发“国耻毋忘”传单，用歌曲启发民众，其中有《爱国歌》云：

风云暗，天地昏，哀我神州将陆沉，唤起同胞四万万，共救此沉沧。割台湾、夺旅顺，都是东瀛小倭人，问我同胞四万万，待死谁能忍!贪无厌，气欲吞，又据山东圣人坟……好男儿，快合群，战死沙场莫爱身。

广东会馆会同其他26个团体坚决要求政府拒绝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