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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九章 论党内民主（第2页）

就这还不算，蔡中批评黄敬缺乏真枪实弹的战火考验，既然发现肃托有扩大化倾向，就应该断然制止。现在搞成这样的局面，应该向中央、北方局写检查。接着又批评鲁贲忘记了陕北红军内斗造成的损失，忘记了刘一民师长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说着说着，蔡中的火气就上来了，指着几个人的鼻子咆哮开了：“你们几个都是懦夫，明知道这么多同志被抓，里面必定大部分是冤屈的，为什么不敢向晋察冀军区报告？为什么不敢提出建议？吕司令，李晓初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当过你的政治部主任，他的经历难道你不了解？怎么一让保卫部门审查就成了托匪？他要是托匪，会鼓动你、引导你留在冀中抗战么？你难道就不能向林师长、聂政委报告实情么？”

蔡中这话说的有点主观，肃托的时候人人自危，就算是报告给了***、聂荣臻，他们难道就敢违背中央的肃托决定么？要知道，蔡中是跟着刘一民时间长了，受刘一民的熏陶多了，眼界和胸怀也跟着开阔了。八路军其它部队的干部可不一样。要是按照蔡中的说法，左权也不用白天指挥打仗、晚上爬在煤油灯下给中央写申诉信了。

发作完吕正操，蔡中又转向了孟庆山：“亏你还是政委，还是上过红军大学的老红军干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报告？为什么不果断制止？”

孟庆山委屈地说：“蔡主任，我要是硬顶的话，可能你都见不到我了。”

这一说，蔡中总算是不再吼了。半天才说：“我到现在才明白，刘师长对于教导师来说是多么重要。全军可能也只有教导师设立了军事法庭，干部战士除了战场临阵脱逃和叛变投敌，都可以在军事法庭上申诉，根据所犯错误危害程度大小量刑。我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从红十八团到今天的教导师，我们从没有杀过一个干部战士，教导师的保卫部主要任务是防止敌特渗透破坏。干部战士只管一心杀敌，从不担心来自自己人的杀招。你们也不想想，托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冀中的战士都是放下锄头的农民，他想当托派人家也未必要他，简直是乱弹琴”。

吕正操也很委屈，忍不住分辨道：“蔡主任，我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一听说谁是托派、谁是汉奸、谁是特务，脑袋登时就懵了。就想着得赶紧抓起来，审查清楚再说。就象李晓初，他的哥哥被定为托匪，把他抓起来审讯后，他也承认自己是托派。我还怕他把我也说成是托派呢！还有熊大正，锄奸部有了证据后就秘密抓捕了，一听说他是特务，而且证据确凿，谁还敢去替他鸣冤叫屈啊！”

这说的都是实话！

蔡中无语。

等把冀中肃托的情况彻底了解清楚后，蔡中给刘一民发去了电报，详细报告了冀中肃托采取的方法措施以及造成的重大损失。

接到蔡中的报告，刘一民不由联想起了历史上的湖西肃托事件，那场八路军杀八路军的惨剧。联想起了苏区抓ab团和鄂豫皖、洪湖肃反扩大化。

愤怒之下，刘一民给蔡中回电，下令逮捕私自处死熊大正的八路军战士史建勋，逮捕制造冤案的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有关责任人，逮捕晋察冀军区肃托指导组成员，押回鲁西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电报发出后，刘一民霍然而惊，知道自己这样处置不但越权，还容易造成误解，搞不好就会成为康生之流手里的罪证。

刘一民马上又给蔡中发电，命令将上述人员押送晋察冀军区，交晋察冀军区党委处理，追究他们在冀中搞肃托扩大化、迫害致死许多干部战士的的罪责。

下完命令，刘一民绕室彷徨，反思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肃反、肃托这类事情。

一上午，刘一民都在指挥部里深思。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李小帅去给他打了饭，刘一民心不在焉地划拉了几口，就放下饭碗，再次坐到桌前，准备写一篇探讨党内民主机制建设的文章。

写好题目，刘一民却无从下笔，原因是脑子不净。要知道，托洛茨基最大的主张就是在民主的前提下讨论革命问题，现在可是全党开展肃托运动时期，虽说冀***现了肃托扩大化倾向，也被自己制止了，但是其它地方很可能没有冀中这么严重，自己冒冒失失地撰写这样一篇文章，搞不好还会惹出大麻烦。领导和同志们会不会误解呢？

刘一民写几行，划掉。再写，再划。把两张纸都划完了，都起不了头。最后，干脆不写了。起身向唐星樱居住的院子走去。

唐星樱不在，和儿一见刘一民到来，跑过来就要他抱。

刘一民抱着儿子进了屋子，放下和儿，从李韵手里接过平儿，又是刮鼻子，又是亲脸蛋，把平儿逗得咯咯直笑。

逗完平儿，刘一民拿过了和儿的书本，检查了一下儿子的功课，好好给儿子鼓励了鼓励，这才又回到了指挥部。

坐定后，刘一民心想自己是私心重了，瞻前顾后。那么多人都死在了这些莫名其妙的肃反、肃托中，自己反而连写篇文章阐述观点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说白了还不是想明哲保身么？

刘一民不再犹豫，提起笔，写下了“论党内民主”五个大字。

按照刘一民的说法，自从列宁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后，这一制度已经成了***的根本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过度强调民主，如托洛茨基的主张；另一方面是过度强调集中，结果成了家长制、一言堂。我党正处于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施战时的高度集中，以保证战争的胜利，是值得每一个同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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