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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乾躲到鹿泉县,既非自己本愿,也非命运使然。
后世人很多不知道鹿泉县,但是要提起井陉和西柏坡大概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西柏坡:现代革命根据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指挥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
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汇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状山坳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华北重镇石家庄仅九十公里(当然在唐代石家庄还没有出现)。
从经济条件来看,西柏坡村一带村庄稠密,相距多在一二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这当然也是后来的事情,在唐代,这里并不富庶,尤其是唐中晚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的自耕农失去奈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高门大族的佃户。
井陉:井陉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称乃冀通衢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冀晋陕三省物资交流集散地,是华北西部军事、经济、文化重镇,驰名中外的韩信背水之战,著名的百团大战,井陉都是主战场。
井陉的历史更为悠久,可以上述到旧石器时代,一曰“天下险塞”,再曰“兵家必争”。
西柏坡位于仙台村东二十多里处,隐藏在小山沟中,井陉处于仙台村的下方,位置稍远,但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没有超过三十里,从仙台村翻过几座大山,可以直插井陉背后。
刚到唐代,甄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发财的美梦,一个梦幻般的朝代展现在自己面前,凭什么别人一个个穿越赚的盆满钵满,到了自己这里就行不通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如一盆冷水把做着发财美梦的甄乾浇醒了,唐中晚期绝对不是一个闷声大发财的时期,小命都没有了,要钱有什么用。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跑,跑路立即成为了上上之选,问题是往那里跑!
富饶的天府之国绝对是一个好地方,尚未开发的江南处处透着小家碧玉的秀气,海外是一片不毛之地,随便占领一座岛屿都能关起门做一个土皇帝,可是自己现在的根基太浅,航海技术到了晚唐五代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想一想做个黄粱美梦而已!
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的甄乾,首先想到的不是搞出琉璃制作玻璃来赚钱,更不是研制出黑火药大杀四方,而是脚踏实地做缩头乌龟的来到了鹿泉县躲藏了起来。
甄乾足足冥思苦想半个多月,一个大胆冒险的计划制订出来,从甄府分家是第一步。
安史之乱不可避免,自己没有上奏的权力,就算直达天庭唐玄宗也不会知道甄乾是哪一根葱、哪一根蒜!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甄乾最讨厌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为今之计只有充实自己的实力,以不变应万变,坐以待毙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只会死的更快。
后世有人说死于安史之乱人口高达六七成,《资治通鉴》记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8050万,多数观点在八九千万左右,而安史之乱之后,就仅仅剩下了一千六百馀万。八年时间,整个唐朝整整减少了五六千多万人,死亡率达到了七八十!!!
这是多可怕的一个事实!
其实想一想也没有啥稀奇的,隋末战乱之后,唐初统计的人口只剩下300多万。
中国历史上,一场大动乱造成的三不存一、六不存一、甚至十不存一太多了,差不多二三百年就发生一次,明白这一点就不奇怪了。
这里面也许有史家的夸大之词,也有因为战乱隐匿的人口,但史书上除了数据之外,还有大量诸如“赤地千里,死者相望”等形象化描述。曹操有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可能是信口胡说。另外,以古代的生产力,交通运输力,医疗卫生条件,老百姓即使是背井离乡逃难,其死亡率恐怕也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不说别的,想一下黄巢的人肉磨,隋末朱桀的吃人,五胡南北朝的两脚羊,还有人头堆彻的京观,也不是后人独创,在古代比比皆是,就算是东汉以仁义著称的汉光武帝,在统一过程中屠城也不少,著名的屠城魔王吴汉就是他手下大将,甚至打回南阳老家时,杀红眼的丘八连帝乡的人都不放过还逼反了亲属大将。
北方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战后整个河北、关东、河南、京畿等地十室九空。人口不仅是生产力,也是封建王朝国力的表现,人口没有了,朝代必将从盛世滑向衰败。
仙台村并不是甄乾的安身之所,却是甄乾逃亡的踏脚石,人的生存本能趋利避害,没什么可耻的。
其他的穿越者都混的风生水起,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小命不保,整天提心吊胆。
恐惧不仅来至于即将发生的安史之乱,同样来至于没有人权保障的皇权统治。
破家知府,灭门县令,绝对不是说着玩的,后世人很难理解。
在古代,因为地方官员集民政、税收、司法、教化各类大权于一身,若然父母官觉得治下那个子民不大顺眼,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让他狼狈不堪,甚至家破人亡。
《三言两拍》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位地方土豪卢太学轻慢了当地的知县,结果被知县害得几乎丢了性命。清同治年间,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新科举人杨乃武,也因为得罪了知县刘锡彤父子,结果被诬为杀人凶犯,锻炼成狱,几乎毙命,由此可见一斑。
唐中晚期官场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搞的乌烟瘴气,沆瀣一气、欺上瞒下、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产生了官场逆淘汰怪象,早没有了唐早期的励精图治、清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