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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第3页）

毛泽东相信中国就是处在这种中间地带，对于国际秩序中间地带的发现，已隐含着他在70年代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原型。在同时期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历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的牵制，美国不可能直接发动对苏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因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受到美苏关系的束缚，不敢继续对国民党的革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其实直接影响着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中间地带被哪一方掌握，这一方便会在对抗中获胜；因此，倘若中间地带被激活其普遍的精神自觉，则它们的战略抉择便会决定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世界秩序的定义者。这样一种秩序想象，直接给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格局下，它不是世界秩序的被动性存在，而直接就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秩序想象力，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及中共与来到延安的美国观察组打过交道之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对获得美国的承认与援助抱有很大期待。毛泽东更是在与赫尔利打交道产生不快、想法受阻后，曾通过其他管道尝试向华盛顿传话，愿与周恩来去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面谈中国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共当时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更大的期望是像铁托那样，拿英美的援助，打共产党的天下。在阶级政治的视野下，区别于美国政府的美国人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是进步的力量，当然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但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完全不符合中共的期待，美国国内的进步力量未能占据上风；因此在夺取了国内政权之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阵营一边。但在与苏联谈判同盟条约的时候，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了出来。在中苏两国结盟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着一致的愿望，但是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的结盟不会破坏雅尔塔体系以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以及在条约中如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两国在谈判中有着艰难的拉锯过程，最终以苏联做出了更多的让步而告终。中国作为中间地带，其战略选择空间在原则上来说反倒大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以致苏联不得不让步。这一过程也让斯大林对毛泽东产生了不信任感。

实际上，这种不信任感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在延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曾向莫斯科报告，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仰似乎比较可疑，更像个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及中共在延安与美国人的大量交往，也让苏联方面深感疑虑。参见［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本人仍然坚信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其秩序想象中，（普遍性的）阶级政治的表层下，有着（特殊性的）国家政治的考量；而这种（特殊性的）国家政治，却又是以（普遍性的）阶级政治为其参照系的。中共的秩序想象中有两种政治空间结构的交叉关系（实际上在苏联的秩序想象中有同样的空间交叉关系），是由共产主义而导出的“普世民族主义”之内在张力的自然结果。这使得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暨晚清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政党外交为基础的“内层外交”，及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层外交”。二元外交下，内政与外交的界线变得很模糊，对国家利益的识别也变得模糊；尤其是在终极历史时刻的观照下，各种界线与权责都被相对化，难以纳入稳定且可预期的秩序当中。它带来了超级的秩序想象力，带来了极为灵活的外交政策，让中国获得了一种宏大格局，也让“作为国家的中国”成为“作为帝国想象的中国”的工具，难以锁定国家利益。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普世民族主义”还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对毛泽东与中共来说，共产主义的阶级政治还是优先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治的。中国毅然出兵朝鲜让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与中共终于放下心来，随后苏联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技术、培训，从各种角度给了中国大量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国家能力的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出兵朝鲜是中国对其国家身份的一次决断，中国拒绝了海洋秩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陆秩序。这样一种决断使得中国在一个更大的大陆秩序下，顺畅地完成了对于满蒙回藏等边疆地区的整合。在当时，中国在大陆秩序中居于从属地位，但这种从属地位无法满足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那种潜在的普遍主义需求，它要求中国应该作为秩序的独立定义者（之一）存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能力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人信服，他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之后，也颇依赖于中共的支持，这让毛泽东及中共开始寻求成为大陆帝国主导者的地位。但这与苏联的主导地位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两国遂逐渐交恶。

一个精神现象学过程于是展开了。就综合国力而言，苏联是大陆帝国当仁不让的主导者，苏联的存在让中国无法真正以大陆帝国自居；因此，因苏联这个他者存在而长期被意识形态叙事所遮蔽的普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精神自觉。“普世民族主义”当中的“普世”一面仍然由共产主义所支撑，所以中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指出，苏联为修正主义，中国才是共产主义的正统。但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争执，使“普世民族主义”当中“民族”的一面又开始浮现出来。中苏之间原本作为“内层外交”的政党关系，被转化为（差不多是）“外层外交”的国家关系，国家政治在阶级政治当中浮现出来。苏联也逐渐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撤走专家、陈兵百万等等举措，唤起了中国人对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压迫的记忆。

意识形态之争开始呈现出某种虚幻性，中国需要独立于意识形态来判断国家利益。与大陆帝国的冲突，迫使中国需要在海洋帝国方面获得某种对冲。这样一种战略变迁在越南战争当中悄然浮现出来。

2。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

越南的地缘位置在东南亚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东南亚分为大陆部分和海洋部分两块区域，这两块区域围绕着中国南海，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悠久的秩序共生体，作为连接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二战后，大陆和海洋两个部分的命运出现了微妙的差异，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反殖斗争可以构成一个有趣的对比。越南的胡志明和武元甲在军事上要比印尼的苏加诺和哈达更为成功，但是印尼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则在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最后胜利时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接受让越南落入南北分治的局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殖民帝国结束方式的是更广泛的国际问题。

从整体上来说东南亚属于海洋秩序，但更具体来看，印尼毫无疑问地属于海洋秩序，越南则处在某种过渡地带。对美国来说，面对苏联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民族主义需要形成对于国民的普遍动员，左派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必须让荷兰退出印尼，以免海洋部分落入大陆帝国的掌控；而在越南这个过渡地带，美国可以容忍它的北半部纳入大陆帝国秩序，以安抚当地更加强大的反殖军事力量，但必须将南半部纳入自己的海洋秩序，否则整个东南亚的海洋属性可能会遭遇巨大挑战。这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中越南被南北分治的一个国际政治根源。

但是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南部的越南共和国统治者又极其不得民心，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所提供的战略灵活性下，以一种仿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获得了老挝、柬埔寨的支持，得以开辟并维持了“胡志明小道”，使其在越南共和国发展的游击队组织得以生存并壮大，以各种方式对其发起攻击。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越南共和国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根本缓冲地带，在海陆大博弈的格局下，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点，必须保卫；这也是美国对于海洋世界之承诺的可信性的一个基本标志。因此，美国从1961年开始介入越南的战争，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之后，美国的介入大规模升级。

此时中国的态度值得玩味，一边援越，一边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传达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战争的信息。时任外长陈毅还刻意告诉苏联驻华大使拉宾：“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在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发动地面战争、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空中袭击，与此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

从这样一种值得玩味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战略转型，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转型。中国基于其意识形态，仍然有着大陆帝国的精神冲动，愿意承担起本国之外的国际责任；但它在另一个大陆帝国的压力下，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海洋帝国的共同利益，于是打开了与海洋帝国的合作空间。初期这还仅仅是两国心照不宣的默契，后来尼克松访华，便直接发展为非正式的盟友关系。

其中还有一重必需的条件，即海洋帝国对中国区别于苏联大陆帝国的独特地位的理解。中苏分裂后，对美国来说，新的战略空间已打开；此后美国决策层逐渐对中国形成更进一步的理解。基辛格在初次访华与毛、周打交道时便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基于其悠久的历史，有独特而又宏大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不惧于把“自力更生”变为一种武器，因此中国更愿意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视作因双方看法一致而进行的互助，而不愿将合作变成一种迫切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完全不同于冷战之二元对峙的空间结构下与中国打交道。美国愿意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不同于苏联大陆帝国的独特存在，中国也做了对应的表态，周恩来向基辛格解释，不管中国给了越南什么样的支持，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战略的原因。

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对“中间地带”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战后，毛泽东长期认为“中间地带”包括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并认为美国力图把所有中间地带国家都吞下去。直到1950年代末期与苏联闹翻之前，毛泽东仍然是差不多的看法。这是毛泽东从大陆与海洋两大帝国二元对抗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秩序的结果，此时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构成性力量的意义仍然不够清晰。

进入1960年代，与苏联闹翻之后，毛泽东开始经常谈论“中间地带”的内部差异了。比如在1962年与日本友人谈话时讲到，有些中间地带的国家有着强大的垄断资本，有些作为殖民地刚刚独立或仍在争取独立；1963年和1964年又在不同场合反复讲“中间地带有两个”，区分了欧、日、澳等国与亚、非、拉诸国。在中间地带内析解出穷国、富国两种国家，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作为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第三力量，需要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的问题了。毛泽东这个时候开始将“中间地带”称作“第三世界”，并且强调第三世界也分成两个，之后他不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1965年，毛泽东开始将欧洲等发达国家剔除于“第三世界”之外，1970年明确提出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这表明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达成默契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作为独立的第三力量越来越有自信。终于，1974年，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个世界”理论。

此时可以说，“普世民族主义”的精神自觉已经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在实践中打开。毛泽东挥洒自若地将世界格局做了划分，并将中国设置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中国获得了自己明确的外交基本盘，成为并立于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第三支力量，既可以构成对二者的制衡，又可以是二者的中介。中国的外交格局在60年代一度处于极度困窘危险的状况中，多个方向同时受敌：西南方向面对印度，沿海地区面对美国，整个北方则面对苏联；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国转而成为整个世界秩序当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性力量，构建起“中美苏”大三角，并在其中成为战略灵活度近乎最高的一个。也正因为中国的这种中介性地位，无论它自己如何表达“战”与“和”的观念，以及无论它在局部性的地区做何种动作，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都在事实上成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一个根本性牵制力量，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

如此一种宏大的普遍主义格局，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高度依赖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视野的打开，将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那种最深沉的普遍主义诉求现实化了。到了1970年代，经过与苏联的一系列争论、林彪事件等等，意识形态沉淀之后所留存的真实收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对六七十年代的国人而言，即便是偏僻的乡村，也会在日常话语中出现诸如美苏争霸对世界的影响，巴拿马、古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所有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都以共产主义话语为载体，而进入到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倘若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它们根本不会进入一般国人的视野。它们所呈现的并非真实的世界秩序，但一种宏大的视野以这样一种方式打开了。

从一个普世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要同时满足多个复杂的任务，其精神结构需要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这样一种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精神结构，通过共产主义为中介而浮现出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本质，至此也获得真正呈现。共产革命初起之际，共产党人以其对终极历史时刻的信念，奋力地推动着一场伟大的事业;经过了革命史这样一番时空结构变换，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重新浮现出来，以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必要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得以展开。

回顾历史上的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原帝国衰朽不堪，精神世界因此颓靡；最终通过北族带来新的激情，由西域传来新的理性，两者都有着不被中原地理所局限的视野，结合中原的旧有基础，经历了艰难复杂的整合过程，最终绽放出一个豁然开朗的局面。大清是中华普世帝国的绝唱，中华帝国的末年衰朽不堪，精神颓靡。共产主义通过其终极历史时刻照临的观念结构，形成一种深刻的使命感，带来了全新的激情与武德，同时又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的普遍视野。共产主义一方面为动员对象给出了更加清晰可见可触的敌我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为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多重复杂问题给出整体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一切，结合于中国的旧有基础，促成了类似于北族入主一般的秩序重构。中国历史的几轮大循环，冥冥中形成了一种共振关系。

但是，同样由于终极历史时刻的照临，日常政治和日常活动被相对化，难以转化出稳定可期的法权结构，政治的运作高度依赖于革命领袖的超凡想象力与临机决断力。倘若不能进入日常政治，则革命的成果便无法被固定下来，难以被收获，因此大陆帝国也内在地需求着要突破这一困境。对海洋秩序的参与，成为实现这一突破的必要途径。在毛泽东晚年经历了一番大开大阖之后的中国，整合自己大陆帝国的一面，同时又为向海洋帝国敞开大门做好了准备。

3。从融入海洋秩序到视野的萎缩

“三个世界”的秩序勾勒为中国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外交天地，中国更加努力向第三世界提供公共品。这种工作实际上在50年代便已开始。但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当时毛泽东及中共的秩序想象当中，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与纵向空间的国家政治是不间断地彼此交错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无法被有效识别。另一方面，对外提供公共品的过程，倘若不能与本国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经济循环，则是一个纯消耗的过程，它将使得提供公共品这件事情变得不可持续；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处在近乎隔离的状态，任何援外都是纯消耗。政治利益上的收获并不足以弥补此种消耗，更何况，此时的政治利益有很多是在阶级政治的视角下才存在的。而国内持续的“非常政治”状态让中国的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到了毛泽东身后，邓小平及中共开始认真思考加入海洋秩序的问题。有趣的是，中国的再一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与越南的一次军事冲突完成的。

1975年4月底，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占领了西贡，灭亡了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并在1976年初宣布将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统一后，与中国关系逐渐交恶，与苏联的关系则逐渐加深。越南除了与苏联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还在1978年9月加入了经互会，从经济上融入苏联的大陆帝国。此时的越南军队身经百战，在1978年底攻入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苏联又依照同盟条约当中的规定，在1979年租借了越南的金兰湾海军基地，海军威胁能力直逼马六甲。一时间苏联主导的大陆帝国秩序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直有继续南下攻略整个中南半岛的势头，中国感受到了一种南北包夹的危险。

据李光耀回忆，在1978年11月，越南还未侵入柬埔寨之际，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曾与其深入探讨过越南问题。邓小平谈到，越南一旦入侵柬埔寨，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越南主导的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李光耀则直截了当地问道：一旦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中国是否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最后被迫靠向苏联？李光耀很希望中国届时会有所行动，他认为泰国的一系列表态证明它也非常希望中国如此做。李光耀的这种态度意味深长。越南在东南亚的咄咄逼人态势，掩映着苏联大陆帝国的扩张锋芒，令东南亚的海洋秩序受到了深刻的威胁；按理说，应该由海洋世界的盟主美国为东南亚提供保卫力量，但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越南抽身，不能指望它会再回来蹚浑水，那么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中国了。但是中国需要表明自己不是另一个凶恶的大陆帝国。李光耀对此实际上是有信心的，他理解到了中国与苏联对国际秩序之构成性作用的本质区别，才会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李光耀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在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一个半月之后，中国便对越南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对于建交时间与出兵时间的安排，也是有过精心策划的，力图在国际层面达到一种最佳效果。在出兵之前，邓小平在访美之际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军事行动的考虑，虽然并未获得美国的首肯，但在嗣后的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在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配合。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梦想，保证了东南亚的海洋属性不被大陆帝国所侵蚀，也象征着中国的又一次身份决断——加入海洋秩序。

回顾历史，会发现新中国的两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两场战争完成的；这两场战争的发生地都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彼时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所在。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当中的陆海中介性力量，在这两场战争的地缘空间格局当中也隐隐显露出来。而两次身份决断，看似相反，实际上可以视作同一决断的两个阶段。作为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中介性力量，中国需要先以大陆帝国的方式来凝聚自身，继承古代帝国的遗产，然后投入海洋秩序，才不至于造成类似晚清民国时期的二元飞地经济，以及撕裂自身。此步骤不能走反，也不能省略，否则难以安顿国家的秩序。因此，中国的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

邓小平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国家身份决断，有着毛泽东时代在第一阶段留下的出口。在毛泽东时代，民族目标还是隐含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在邓小平时代，民族目标则通过重新定义党的位置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邓小平谈的还是“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行为的主体、进行目标设定的主体，仍然是党，但是目标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短暂过渡，几个月后邓小平进一步谈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个现代化”本身即为独立的目标，“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这一独立目标的必要手段。“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党由此转化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引路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在这种表述当中将党的历史哲学意义进行了重新定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将此前中国共产党人潜意识里隐含的民族主义面相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如此，则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完成现代转型”，重新成为统合中国政治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邓小平完成对党的这一重新定义，表达出民族的目标，却并未就此落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共产革命历史所开创出来的普遍主义视野做了新的表达。1979年底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他强调：“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这已不是邓小平第一次表达，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表达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比较大的贡献”这一观点了。这种观念背后贯穿着一种世界责任感，反映了心底里的普遍主义激情，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意识。对彼时的人而言，共产主义所打开的普遍主义视野，已经通过革命史而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

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对何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小康社会”，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就是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这一标准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以各种方式提及。这种可以量化的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出现带回了日常时间，日常政策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可量化、可被程序性考核与争辩的基准，不再因终极时刻的时时临在而被彻底相对化。革命终于有可能转向建设，革命的成果终于有了被稳定收获的可能性，日常政治的可预期性也终于成为可能。当然，这只是说一种可能性由此打开了，离可能性被现实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很现实的是，对外开放就此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因此而被打破。

“完成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原本只是潜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它能够变为整个民族持续不断的现实努力，源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的强大基于其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权秩序、现代理念等一系列要素，它们使得西方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倘若中国不能在这些方面奋起直追，现代转型势难成功。“现代转型”的需求虽内生于中国历史，其方向却不是中国能够自行定义的；当然，也不是西方能够单方面定义的，必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动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出来。因此，对外开放，加入海洋秩序，在其中发现方向，就成为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一个必须；加入海洋秩序，意味着中国作为海陆秩序之中介的历史身份的全面展开，中国在重整自身之后，加入了世界。中国一旦加入世界，其超级规模的体量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中国自己也会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都不再会是过去的样子了，一如历史上游牧者入主中原之后，草原与中原也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但另一个悖反性的精神现象学过程又浮现了出来。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的中国，“普世民族主义”却似乎坍缩掉了其“普世”面相，只剩“民族主义”，因为那“普世”的一面本来是靠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及世界想象来支撑的。这就使得当年（阶段性地）通过共产主义获得整体解决的很多问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格局下重新浮现出来。对内，边疆又再浮现为严肃的问题；对外，今天已经是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举一动有着巨大外部性效应的中国，对自己世界责任的理解却仍有巨大提高空间。这些都是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似乎正在忘却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一种新的精神纠结于是又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共产主义革命史所留给中国的宏大精神格局，是这百年历史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则中国将浪费它这百年来的巨大苦难而结晶出来的收获；对民族苦难的浪费，是人类历史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令人心痛的浪费。

因此，中国必须实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解放，去除精神层面的扭曲，也去除精神层面的狭隘，再次打开中国历史所内在需求的“普世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