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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位居（第1页）

毕自严被抓后，朝堂上下议论纷纷。

几位大臣私下商议，一位老臣忧心忡忡地说：“毕尚书一心为国，赋税之事非其一人之过，陛下此举怕是寒了众臣之心。”

另一位大臣无奈地摇头：“陛下急于求成，如今只论钱粮，恐日后地方治理堪忧。”

他们决定一同进宫面圣，为毕自严求情。见到崇祯帝，老臣率先开口：“陛下，毕自严在户部多有建树，赋税征收不力实乃时势所迫，望陛下开恩。”

崇祯帝脸色一沉：“朕亦知毕卿有功，然赋税关乎国运，今赋税不足，军饷难筹，朕如何能宽宥？”

大臣们还欲再言，崇祯帝却挥袖而去，只留下众臣在原地叹息。

朝廷大臣们纷纷上疏营救毕自严，他们深知毕自严在户部的工作并非毫无建树，赋税征收不力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绝非他一人之过。

彼时的财政困境，乃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天灾人祸的频繁侵袭，使得百姓的生产生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农业收成锐减，商业活动停滞，赋税来源自然随之枯竭；

政治腐败现象在官场中肆意蔓延，官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大量的赋税在征收过程中被截留挪用，根本无法足额进入国库；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与僵化，长期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制约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单一的农业赋税，而农业生产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土地兼并等因素的干扰与破坏。

然而，崇祯帝对大臣们的营救请求置若罔闻，反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自此以后，官员的考选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唯钱粮征收的多寡成为了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尺度，而地方治理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民生的安抚与改善、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文化教育的推广与普及等，则被彻底忽视。

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官员们纷纷将精力集中于赋税的催收与上缴，而对百姓的疾苦与诉求则变得冷漠无情。

在赋税征收的巨大压力之下，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

一些官员选择了最直接却也最残忍的方式，他们变本加厉地对百姓进行搜刮掠夺，不断增加赋税的种类与额度，将沉重的负担无情地压在百姓的肩头。

百姓们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生活陷入了绝境。而另一些官员则走上了弄虚作假的道路，他们通过虚报赋税征收数字、挪用其他财政款项来拼凑出看似足额的赋税数额，以此来应付朝廷的考核与检查。

这种欺上瞒下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暂时蒙蔽朝廷的视线，营造出赋税征收顺利的假象，但从长远来看，却使得国家的财政状况愈发混乱不堪，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根基被逐渐侵蚀，摇摇欲坠。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审视明末的赋税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源深深地扎植于整个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的土壤之中。

明朝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犹如一条沉重的枷锁，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活力。商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受到抑制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过于单一且脆弱，过度依赖农业赋税使得财政收入极易受到农业生产波动的影响。

而农业生产本身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境，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犹如高悬在农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断他们的生计；

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流民，农业生产的规模与效率不断下滑。

在政治体制层面，官场的腐败现象如同毒瘤一般疯狂蔓延，侵蚀着国家的政治肌体。官员们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权力寻租行为泛滥成灾。